重新认识百年经济史｜蹒跚前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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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分享的书籍是《蹒跚前行》

本书的作者叫做布拉德福德·德龙（J. Bradford DeLong），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，曾担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副助理部长，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史、宏观经济学、经济增长和金融学。

这本书说870年以前，人类生活在极度贫困中，缓慢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果被不断膨胀的人口吞噬。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，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：发明创造加速推进，技术能力每过一代人得以翻番，最终改变了全球经济生活的面貌。前人以为，这种力量将帮助我们建立起完美的理想社会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

在本书中，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·德龙讲述了1870—2010年工业实验室、现代公司组织和全球化如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物质繁荣，它们给人类和全球带来了何种变化，以及为何没能帮助我们建立起理想社会，反而使全球陷入了气候变暖、经济衰退、不确定性与不平等加剧的困境。

本书以令人惊叹的广度与深度，向读者揭示了加长版20世纪的发展真相：远非大幅跃进，而是蹒跚前行。

也就是说，作者认为高增长周期，是从1870年开始的。那有哪些变量主宰了之后140年的全球经济呢？为什么说2010年是高增长周期的终结，他对全球经济的未来又有哪些期待。

1为什么说高增长周期是从1870年开始

1870年，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萌芽期。作者认为，驱动现代经济的三大变量包括现代公司制度、工业实验室和全球化，除了工业实验室是19世纪后期才出现的，其余两样早就运行了400年以上了。

且不说古老的东西方贸易史，就是西欧国家津津乐道的“地理大发现”，时间也可以追溯到15世纪。那会儿，商业公司已经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遍地开花了。更别提还有18世纪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，蒸汽—钢铁时代就是这次革命开启的。

为什么作者德龙会觉得，这些事件的影响还不够大，还不足以撑起全球经济一路扩张的大循环呢？

19世纪的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认为，我们并不陌生，那就是：现代国家的粮食产量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。等粮食缺口积累到一定规模，社会就会崩溃，世界将会发生饥荒和战争，以此强行降低人口。

马尔萨斯为什么这么悲观呢？作者有三点解释。

一是当时的生育率确实非常高。比如，英国，每增加一代人，代际人口就会多出25%。换句话说，4对英国夫妇通常会生10个孩子。在全球层面，1500年到1800年的年均人口增速，差不多是0.9%，这还没有考虑婴幼儿的高夭折率。这么一算，普通人的收入增速，根本赶不上人口增长。

作者说，按购买力折算的话，1800年英国一个建筑工人的日薪，和1650年甚至1230年是差不多的，400多年没有涨过。那还哪来的“资本盈余”呢？

作者说，即便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从1760年开始的，但是还是没有兴办实业的企业家。为什么呢？作者说因为他们找不到消费者。

我们知道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支柱产业，是纺织、炼铁和采煤，这些产业都需要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；而化肥要到20世纪初才会大规模应用。土地和劳动力少了，等于说剩下的人要投入更多工时，才能生产出足够多的口粮。

按照作者的计算，到19世纪中叶为止，全世界至少3/4的劳动力还被束缚在农业上。他们买不起新型织布机生产的棉布，甚至用不起铁器。没了足够多的消费者，企业家的买卖自然也干不大。就连19世纪初的富人，生活也不比一二百年前的有钱人“高级”多少。无非是房子再大点儿，马再多几匹，仆人比之前多几个。至于电话、家电、汽车，统统还没发明出来呢。

作者还注意到 “大航海时代”开始的前400年，全球贸易主要是殖民帝国在推动。

英国东印度公司，背后就有政府的支持，不属于私人企业。它的好处是前期见效快，缺点是后劲不足，而且业务范围很狭窄。

比如1865年，跨境贸易的总金额只占全球经济活动的7%。西欧发达国家进口的大宗商品，主要是棉花、烟草、糖、羊毛、咖啡等，和300多年前几乎没有实质差别。

各国政府对经济活动介入太多，还带来了另一项弊端，那就是科技知识从理论到产品，周期拉得特别长。

作者专门提出了一个指标，叫“技术与组织能力”，它指的是人类在自然科学和人力组织方面积累的知识。据他估算，在漫长的古典农业时代，西欧各国技术与组织能力的增长率，一年差不多是0.04%，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上升到0.45%。从纸面上看，这个进步幅度不算小了，但依旧只有人口增长率的一半。

比如，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，英国纺织业实现了机器化生产，但整个变革过程花了将近100年。因为纺纱机、梳棉机、蒸汽机、织布机，所有这些新发明和它们的开创者，都分散在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行业。没有什么社会组织能把他们连结起来，大家都在碰运气。

那为什么到了1870年，情况一下就变了呢？。作者说，他推测，剧变是两个因素导致的。首先，科技进步大大加快了商品和资讯的流动速度。

另一项因素，是潜移默化的量变引起的质变。据作者估算，从1870年开始，全球技术与组织能力的年均增幅，从0.45%猛然提升到了2.1%。背后的原因当然很复杂，有高等教育体系的加成，也有产业上下游的融合。

不过，一个绕不开的新变化，是私营企业的崛起和产业分工的细化。这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，被吸收吃透的产物。

比如，18世纪后期瓦特改进蒸汽机，得向英国国会申请专利，制造活塞的工艺得自己去铁工厂找，连资金都得自掏腰包。从他构想出改进蒸汽机的思路，到开设机器制造厂，花了快30年时间。但一个多世纪以后，爱迪生已经可以专注做好技术研发这件事；投资和生产，自会有其他企业来负责。

作者认为，这是私营企业蓬勃兴起，和组织能力有效提升的结果。研发、生产和销售被分隔开来，每个环节变得越来越专业，彼此又形成呼应，这就是组织能力的反映。只有到了这个阶段，工业实验室才会应运而生，并持续做大。

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，叫“创造性破坏”。他讲：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。大大小小的企业一直在创造新的消费品，新的生产和运输方式，新的市场乃至新的组织。这些新事物造成了一轮又一轮“突变”，从内部改造经济结构，不断摧毁旧的经济模式和商业周期。1870年之后的世界经济，就进入了“创造性破坏”持续产生的年代。

作者认为，这种变化主要是市场孕育的。市场自己能发掘新的需求，还能主动寻找技术和组织上的解决方案，是一个自我闭环的系统。从1870年到“一战”爆发，世界历史基本上就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，在推着走的。

2增长终结，未来会如何？

德龙认为，自从2008年美国爆发又一场金融危机，并在2010年彻底蔓延到全球，全球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技术与组织能力的年均增幅，再也没有回升到2.1%。欧美发达国家的GDP增长率，也落后于20世纪大部分年头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困境呢？

作者总结了四点原因。

首先，“加长版20世纪”在国际层面的重要特征，是英美这两大强国，在特定历史时期，拥有资本规模、科学技术和国防力量的“三位一体”优势。这三项优势，使它们可以影响，甚至引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。而在今天，这样的显赫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，它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。

第二，是21世纪初的国际军事冲突，它让跨国公司变得高度脆弱，也让经济活动越来越避不开地缘政治风险。

第三，是新出现的极端气候变化，人类还没有为应对它做好充分的准备。

第四，则是金融危机本身。要知道，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财富分配，基本上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奠定的。那正是哈耶克主义的黄金年代，监管措施被高度削弱。欧美发达国家的“去制造业化”，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。而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，再度走上了狭隘“市场病”的老路。但西方国家的救市措施，引发的反弹并不强劲。这就导致经济学界，对哈耶克和波兰尼都产生了怀疑，越来越逡巡不定。

那未来的世界经济，将会走向何方呢？作者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。但他认为，信息技术的新浪潮，以及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，或许会是出路。在“加长版20世纪”，市场机制的作用被彻底释放出来，改变了人类的生存面貌。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，作者呼唤新的“宏大叙事”和经济系统。历史已然终结，但新的历史也正在发生。

总的来说，这本书覆盖了从1870年到2010年跨越140年的“加长版20世纪”，这种独特叙事本身具有深刻的底层逻辑。作者认为，这期间人类在实现经济增长和追求公平理想两个方面徘徊前行，在曲折中迈进。

这本书既有宏大叙事，也有动人细节。既解读历史，又启发思考未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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